清晨,帕米尔高原还在沉睡。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耸的雪峰,清澈的河水漫过戈滩上的胡杨林。在起伏的群山中,一匹枣红马逶迤而行。马背上的人身着白衣,红十字药箱在马背上分外显眼。高原的阳光升起来了,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着他古铜色的额头。他凝望远方,期望着牧民帐篷的出现。在这片荒凉而沉寂的大山中,他已经整整走了56年,他熟悉每一顶帐篷,就像熟悉每一座雪山。在柯尔克孜族民歌中,他被称为“白衣圣人”、“帕米尔之子”。他就是江苏援疆标志性人物、乌恰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吴登云。

在1966年的冬天,一位患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柯尔克孜族妇女住进了乌恰县人民医院,她脸色苍白,双眸无神,一下床,没挪几步便直冒虚汗,这是严重的贫血。望着奄奄一息的病人,年轻的医生吴登云认为除了输血，别无选择。然而,一座大山深处的简陋医院,连一些常见的医疗设备都没有,哪里有什么血库呢?更何况,柯尔克孜族人把血液看成是灵魂的聚集,对输血闻所未闻,有着诸多忌讳。怎么办?吴登云决定抽自己的血。当吴登云伸出自己的手臂时,连护士的手都在发抖。很快,500毫升的热血静静地流进了病人的血管。病人的眼眸亮了,惊喜地说:“我的身上长力气了!

    这是我从援疆医生处听到关于吴登老的一个普通故事，但却深深触动了我。常州援疆工作组也多次强调，我们每个援疆人才要尽可能为新疆多做点事，不辜负这一年半援疆年华。那同为援疆人的我，是否也应该为新疆做点什么、留下点什么。就在今年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一百周年这个特殊日子里，与我同一期援疆的年轻医生陶晖、刘志南在喀什义务献血了，看到他们献血后自豪的笑脸，我心中一动，是啊，献血，不是很好的方式吗，让自己的血流淌在需要的新疆人民身上，即使我们回去了，其实我们又留下来。 

这天中午，我送两位同事去喀什机场。返程时，我对驾驶员李刚师傅说：前几天医疗队陶晖、志南医生去喀什献血了，要不，我也去献点血给新疆人民。李师傅说我也正有此意。我们立即驱车到了科技广场旁的献血屋。一番验血，我们都合格。那就来吧，护士问我献多少，我想了想，既然来了，只献200毫升也不好意思，干脆就多献点吧；吃了新疆大半年的牛羊肉、红枣核桃，就一次性“返还”吧；再说，李刚师傅已经献了400毫升，我也不能落于他后面啊，哈哈！

维吾尔族护士给我扎好针后，开始填写献血资料，当她得知我是援疆老师时，热情地说：你们内地人真是太伟大了，不远万里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太感谢你们了。她的这一番话，让我陷入沉思：我？伟大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援疆人，比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艰苦卓绝的援疆人，比比献血30余次共计7000多毫升、为医治烧伤柯族儿童割取自己腿上13块皮的吴登老，我简直太渺小了!

“好了！”护士一句话把我的思绪又拉回到现实。400毫升，这么快就献完了？虽然站起来有点晕眩，但内心却无比充实。还有半年多就要离疆，我暗暗说，半年后，我休养好，一定还要来献一次，我也要让我更多的血液在新疆流动。

(图：王强，文：谈小东)